窗外阳光多好。我要去寻着春风的脚印奔跑。
怎么那么快，又要过年了？怎么我的年龄，也到了我曾经以为是很大很大的那个数字了？八年前我曾经遇到一个人，就是我今天的年纪。八年以后，我已经和曾经的你同龄。是否此刻的我，能感受到你的当年。是否此刻的你，还有思忖给女儿一个我的名字。让我突然变小，小到你不会失去，小到多么需要你，小到让你再重头照顾一遍。当我，已经没有权利再被照顾的时候。算了。年底的念旧，不过是不切主题的糊涂话。过年，会是什么样子呢。越是长大，我越是守着粘满唾骂口水的央视春晚不放，并每每看到感动流泪。我曾经在异乡，用英特网断断续续地下载收看，或是到年前才抱个佛脚多订个央视四套。就为了，这氏族认同的修复仪式，这节气守岁的新年提示。我多么需要它，来recognize一下自己的族群身份，来给荒荒没有节庆喜悦的心填填充。小时候的过年，是一场多么华丽的盛会。要踱过一个长长的，撩拨心扉的期待过程，才能候到那一天的到来。先要去买衣服。但买了是不可以穿的。熨贴平整地挂在橱里，必是要待到年三十或是初一才能穿上。每天开了橱门摸摸新衣服，便是一个倒计时的仪式。从小学开始，我每年被分配到的任务，便是在小年夜前，为“阿娘”、姨妈、“娘娘”等家摊好蛋饺。那时的超市包装菜没那么盛行，样样东西都是要自己亲手做的。生活缓慢、忙碌、却情谊充沛。不像这个便捷的时代，东西都是现成，拜年短信可以抄袭群发。抽离的，是美感。摊个上百只蛋饺，对于我来说，是要耗上一整个下午的大工程。所需要的工具是一个洋风炉、一把长柄大铜勺、几块猪肥肉、打好的蛋和剁好的肉酱，然后搬张“小阿凳”，坐到老弄堂有阳光的角落，哼哼小曲，掌掌勺，听肥猪肉在滚烫的勺里被烫得兹兹作声，发出诱人的香味，然后放入蛋汁，转动长勺让蛋铺成圆形。实在馋了，会把这溢着肉香的小蛋皮偷偷吃掉，然后满足地咂巴咂巴嘴，再摊下一个。到了大年夜，盛世之景开始。“灶披间”里人满为患。张家阿娘生炉子；李家妈揪着个鱼头刮鱼鳞瓣；要是哪家来了个毛脚女婿，卷起袖子煞有介事地做饭炒菜，那必定是要惹来其他家阿娘阿婆的啧啧称赞的：“喔唷，侬屋里厢小女儿有福气来，侬看小王噶来塞。”各家的年夜饭菜谱也绝不是什么隐私，地上袋袋里装了什么，水斗里扔了什么，砧板上切着什么都一目了然。各家阿娘们开始讨论这种鱼应该清蒸还是红烧，那道菜火候要怎么掌握，今晚家里都来些什么客人等等。谈话声夹杂着锅碗瓢盆的碰撞声，喜气洋溢。不多久，大儿子二女儿老三老四各家人马纷纷到齐。老房子木楼梯上咯噔咯噔的脚步声络绎不绝。随之而来是一声声清脆响亮的“妈”、“阿娘”、“阿奶”、“外婆”。人到齐，茶泡好，女的就围在一起磕磕瓜子，男的互相递烟。八卦开始。最近的股票行情、房子动迁怎么当最得利的钉子户、屋里小人的读书升学都是常红不朽的话题。谈到兴起时，喝茶定会吞进一口带茶叶的水，然后滤出水分喝掉，再把剩余茶叶呸呸地吐进杯子里，继续高谈阔论。只有孩子们，呼啦一声，在最大的那个的牵头下，全部跑到弄堂里，不疯出一身汗是不知道回来的。晚餐开始。先摆上冷盆。都是来自八仙桥、第二食品商店等地方的大红肠、猪耳朵、海蜇头、熏鱼、酱鸭、素鸡素鸭，以及稻香村的鸭胗干、小绍兴的三黄鸡、还有祖籍宁波人家的呛虾、醉蟹、或者一些本地的烤子鱼、油爆虾等。桌子一定是不够大的，要用圆台面拼起来，有时还要拼两张，大人一张，部分女人和所有孩子一张。椅子一定是不够多的，要加上床沿，还得去邻居家借几张折叠椅。席间话题继续，酒杯碰撞，最后满桌狼籍，留下的只有老夫妇俩，连续吃上几天热了又热的剩菜。回家的路上，可以看到此起彼伏的烟花。那时只有做生意有钱人家的烟花是像现在这样，一放就飞到天上，然后在天际散成一朵花。普通人家买些个烟花，都只会在地上发发火花，变变颜色，打打转转。或者是一根短棒棒，顶上会冒出点火星，点燃后拿在手上挥挥。这是我当年唯一敢放的烟花，也是我迄今为止唯一放过的烟花。原因可能是我小学有个姓“井”的同学，因为放烟花炸伤了眼睛。我从此认为这个东西美丽又危险；以及，美丽的东西，总有些危险。
